国内学界对哀伤的实证研究始于汶川地震。2011年，唐苏勤跟着导师研究地震后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创伤没有消失，灾难、死亡成为禁忌话题，哀伤情绪持续地、低沉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。面对一场巨大的、集体性的失去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引发一些“模糊的哀伤”，这是创伤体验对于人的自我价值与信念的动摇。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，我们开始追问，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掌握？这个世界是不是公平的？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应对世界的变化？
2012年，经历了一位至亲去世，唐苏勤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哀伤。在国外，学术界讨论、争议“过度的哀伤是否应该作为疾病”，国内的学者也开始探讨，我们的哀伤具有哪些特殊性，国外的哀伤量表、干预体系是否适用于中国语境？
近几年，哀伤研究与干预随着国内心理学研究的发展，这一小众的研究方向才逐步走到大众视野。此外，AI复生技术作为哀伤干预的一种方法已成为现实。未来，哀伤干预将不局限于药物、心理咨询层面。我们该如何面对技术的干预？它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死亡的看法？
我和唐苏勤聊了聊她对哀伤的研究和哀伤干预的临床经验，如何从哀伤疗愈的角度理解AI复生。在她的书《好好告别：我们如何疗愈哀伤》里，她也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应对哀伤的建议。
以下是与唐苏勤的对话。
1、延长哀伤障碍，作为一种精神障碍
问：我们怎么理解哀伤，它是一种情绪，还是一种疾病？
唐苏勤：所谓哀伤，失去了才会有伤，我们会感到悲伤、低落的情绪。大部分人会有6到12个月的急性哀伤期，更愿意独自一人，这是正常的压力事件后哀伤平复的过程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自我修复，就像不是所有人的感冒都会快速自愈。上世纪80年代，国外学者提出一个术语“病理性哀伤”，也叫“异常哀伤”或“创伤性哀伤”，作为一个症状群来描述哀伤没有办法随着时间好转的情况。
过度的哀伤是否应该被判定为疾病，在国外经过了很多年的讨论、研究。2018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延长哀伤障碍（prolonged grief disorder, PGD)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列入《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(ICD-11)》，如果在六个月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，哀伤持续，并伴随强烈的情感痛苦，较高的抑郁、焦虑症状，影响到正常生活，就需要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帮助。
临床上有一种叫“被伪装的哀伤”，有的人通过愤怒、焦虑的情绪来表达哀伤，原来是个情绪稳定的人，现在很容易发火，被激怒。另一种叫“延迟的哀伤”，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没什么，等到某个契机，被封锁的情绪突然决堤，人就崩溃了。
问：六个月是临床上允许哀伤的期限吗？
唐苏勤：时间只是作为参考。现在有两套时间标准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延长哀伤障碍的诊断标准是6个月，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诊断标准时成年人12个月，儿童青少年6个月。最重要的是根据情绪状态和社会功能来评估是否需要干预。
问：哀伤可以被量化吗？
唐苏勤：现在有专业量表可以作为评估的参考，比如国际延长哀伤障碍问卷。量表包含两个部分，一类是思念和反刍思维，指每时每刻都控制不住地想念逝者、脑海中不断地浮现与逝者相处的画面；一类是情绪痛苦，感到孤独、不再快乐、回避、怨恨、不再信任和对生活失去兴趣，没有盼头等等，和抑郁症的量表有些类似。
理论上，分数越高，哀伤的程度越重。但量表测评方式有一个前提是假设你会表达你的哀伤，所以通过哀伤量表测量哀伤，女性的得分一般比男性高。这不代表男性就不哀伤，他们更多是不会表达哀伤，不习惯表现脆弱。
唐苏勤的课堂，关于死亡
问：男性和女性的哀伤表达有哪些差异？
唐苏勤：从统计学上讲，哀伤的表达确实存在性别差异。在哀悼过程中，女性更多表现为情感性、直觉性的哀悼，比如哭泣，通过更私人的方式表达思念。男性则表现为工具性的哀悼，通过处理事务来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比如主持葬礼，制作纪念册，主导复刻AI数字人，还有人沉迷工作，假装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他也许会再要一个孩子，或者换一个城市生活。
男性和女性来到咨询室的诉求也有差异。女性更想知道如何处理跟孩子之间的回忆，理解和接受孩子去世这件事对于她们很重要。我遇到一个妈妈，女儿在国外因抑郁症自杀了，这个妈妈无法接受，她质问自己，为什么女儿会自杀，为什么她不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？这是她哀伤背后更大的心结。
男性更想得到情绪管理的建议，比如回去上班要怎么跟同事打交道，别人来安慰要怎么回应，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，怎么照顾小孩。
每一对夫妻情况会有不同，这两种哀悼方式没有好坏，只是巨大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，很多失子家庭最后都离婚了。
问：在咨询中，你对丧亲群体的观察是怎样的？
唐苏勤：2014年，我开始做哀伤咨询，每年会接触十到二十位丧亲者，女性来访者居多，她们都失去了至亲。失去孩子的父母有时会一起来，尽管如此，大家默认需要帮助的是妈妈，爸爸只是陪着她来。一般孩子的爸爸作为主要叙述人，他能够比较冷静地把失去孩子的经历说清楚，而妈妈往往崩溃到难以开口。
我们总以为家庭成员应该“同步哀伤”，其实不是的，双方的哀伤往往是异步的。有时一方更想回忆过去，一方则想要尽快恢复生活。有时女方指责男方冷漠，我很伤心，你为什么不伤心，男方也会反过来指责，我已经走出来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好起来。
在咨询室，我们会终止这种指责，引导他们听对方的感受，理解对方的哀悼方式。但在现实中，我们很难真正坐下来谈论这些话题，我们没有谈论死亡的文化习惯。理解对方很难，我常说，如果真的不能理解，那就做到尊重，给对方时间。
问：共同的伤痛为什么反而没有让他们彼此抱紧？
唐苏勤：这是人性里更痛苦的部分。丧亲者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自家人，但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，我很少跟家人聊这些。
另一方面，孩子作为两人共同的回忆，你看到对方，会触发你想到孩子的逝世，家人成为了一个提醒物，有人没有办法承受。哀伤的背后还有愧疚，觉得无法给对方交代，最后选择远离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另一半。
哀伤与疗愈实验室的小程序，帮助丧亲者疗愈
2、“模糊性哀伤”：当秩序被打破，生活失去掌控感
问：哀伤疗愈从哪里开始？
唐苏勤：接受死亡的事实是哀伤疗愈的第一步。在一套标准化的哀伤疗愈流程里，至少会分为四个任务，第一步是接受死亡的事实，接受失去，只有承认死亡已经发生，才能谈论后面的事情。后续的任务包括，处理情绪的痛苦；适应，包括外部适应生活的改变，和内部适应自己不再是妻子、母亲、丈夫、父亲的角色，以及信仰上的改变，我能否掌控我的生活；找到新的方式跟逝者连接，同时让生活继续。
问：如果始终不能面对亲人的死亡怎么办？
唐苏勤：那我们先搁置。第一次来咨询的人，我告诉他们，哀伤的过程会是怎样的，有的人同时存在哀伤和创伤，Ta会闪回到亲人去世前的某个画面，那可以孤立地去处理这段记忆，如果Ta有情绪问题，可以先做情绪管理。
至于Ta要怎么理解死亡，我们暂时没有答案。但我相信，只要Ta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件事，哀伤的感受会越来越淡。
问：做哀伤疗愈，国内的关注点和治疗方式和国外有什么不同吗？
唐苏勤：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国外的干预方案走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延长哀伤中心共设定了16次咨询，作为社会支持，第3次咨询邀请一位好友或家人参与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并不知道，家人会是社会支持还是破坏因素，在邀请他们之前，我们需要更多次的咨询，讨论来访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和压力的来源是什么。
处理情绪问题时同样需要考虑中国社会的语境。在国外，咨询师告诉来访者，你宣泄吧，你在外面也可以哭的，Ta就OK了。我们的来访者有很多顾虑，我哭了好丢脸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，我的倾诉和情绪会给别人带来什么负担，他们会陷入负面情绪黑洞，产生“反刍思维”，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，这些压力在国外的丧亲者身上很少见。
国内正在从0到1地建立自己的哀伤疗愈体系，从修订量表到质性研究，试图找到影响我们过度哀伤的主要因素，通俗来讲就是“心结”，从而影响哀伤干预的方法。
唐苏勤带着丧亲者绘制“失去经历故事线”
问：国内丧亲者的心结有哪些？
唐苏勤：大部分人将责任归到自己身上，特别是失去孩子的父母。我前面提到的妈妈，女儿在国外自杀后，她像拿着放大镜检视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切。为什么女儿会自杀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聊到，可能正是因为女儿认为她是一个好妈妈，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所以没告诉她。
另外，我们对于自杀的污名化比较重，亲友需要承受更多的外部的压力。国外对于自杀也有污名化，但有一个可以公开谈论死亡的文化氛围，但我们是没有的。我告诉那个妈妈，你没错，去世的人也没错，强化她的信念感。
父母还需要承受“无后”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羞耻感，包括舆论压力和内在的道德压力。我的同学在瑞士做了一项跨文化的研究，比较了中国的丧子父母和瑞士的丧子父母。失去孩子之后，哀伤程度没有差别，瑞士的父母更多表现在无法控制地想念孩子，中国的父母更多表现为抑郁情绪和社会功能受损，生活满意度更低，财务状况更差，社交网络更不多元，他们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。
社会压力之外，还有对自我的否定。我的一个当事人，丈夫去世很久了，她还在深深地自我怀疑，丈夫走了，我一无是处，我不会再爱人，我没有再爱人的能力。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我能自己带好孩子吗？她认为女儿因为爸爸而开朗、活泼，尽管她日常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。她在贬低自己的价值。
问：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出现延长哀伤障碍？
唐苏勤：失子、丧偶、比较突然的死亡、被“宣告的死亡”，比如意外事故、突发疾病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延长哀伤障碍的风险都可能增加。
2020年9月到10月，我们做了一项心理创伤研究，招募了422位丧亲者，他们的亲人都在至少四个月之前离世。37.8%的参与者出现了延长哀伤障碍，还有比较高的抑郁、焦虑水平。2023年一项比较权威的基于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发现，在10994名丧亲者中延长哀伤障碍的发生率为8.9%，主要是失独父母和在地震中失去了至亲的人。
我们访谈发现，一些人哀伤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告别，还有人描述，我接受亲人已经去世了，但我不能接受这样死亡的方式。当找不到一个确切的、能够接受的原因，人们的恢复期会更长。
问：巨大的灾难之后，人们如何面对哀伤，如何心理重建？
唐苏勤：从我自己和来访者身上，我看到的是哪怕没有直接丧亲，经历过的人都会有秩序被打破、失去掌握感的感受。这种情绪叫“模糊性哀伤”。我们并没有真的失去某个人，但确实丧失了一些东西。我们会产生疑问：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被掌握？这个世界是不是公平的？我是不是有能力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？
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，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，起到了提升公众认识的作用。特别是这几年，很多人不太愿意谈论死亡了，一切过去了，我再也不想看到相关的新闻和消息，不想再谈论跟它有关的事情，这种情绪接近于PTSD中的回避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很多丧亲者来说，会有不被理解，被抛弃，被遗忘，甚至愤怒的感觉。
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重新建构对于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价值，重建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。
问：普通人怎么判断是否需要求助？
唐苏勤：在失去亲人后的六个月内，我们认为都不太需要干预，允许情绪自然发生，但不要被情绪伤害到，如果哭得太厉害了，呼吸不过来，做一些呼吸调整的练习，失眠很严重的话去看睡眠科，吃点安眠药，都没关系。
这段时间之后，如果还是觉得跟事情刚发生时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善，情绪的黑洞越来越大，跟亲人、朋友也越来越疏远，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社会关系，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，我认为就需要专业帮助，看精神科医生，可以同时进行心理咨询。
大部分丧亲者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状态已经需要求助了。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哀伤的认知不够，另外也是社会支持不够。我的来访者主要来自杀者干预和帮助独抚妈妈的公益组织，在自杀干预的过程中，志愿者发现自杀者的亲友同样需要关怀。国内现在有关注失独父母的公益组织，但社会支持还远远不够。
自己走进心理咨询室的人，很多都并不是来处理哀伤的，大众普遍没有认为这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，往往是咨询师在处理其他情绪问题的时候，追溯到亲人的死亡。
哀伤与疗愈实验室的自助小册
问：你认为比较充分的社会支持是哪些？
唐苏勤：社会支持与专业支持都需要，我和同行交流，他们提到自己会抱歉地拒绝哀伤咨询，觉得自己不胜任，国内现在还没有专业的培训和资格认证。
社会支持需要社区、医院、社会组织和大学都加入进来，共同接住丧亲人群。我在香港读博士时，课题组和公益机构合作，为丧亲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。在香港，事发第一时间，死亡注册处和警署会给家属一个资料包，里面有公益机构的传单、咨询师的联系方式、临终关怀和哀伤辅导的资料，他们需要求助时可以知道怎么做。
国外很多医院都建立了一整套家属支持体系，在临终关怀阶段就包含了对患者家属的哀伤辅导，之后还有一到两年的定期随访，家属会被邀请回到医院，跟患者的家属分享，互助走过那段时间。如果意外去世，社工也会上门进行帮助。
3、尽量不要说节哀
问：什么时候哀伤干预可以告一段落？
唐苏勤：当我们带着哀伤可以正常生活了，不是最低程度地活着，而是尽量发挥出一个人的能力，那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做哀伤疗愈的目的，并不是让你不悲伤，不是让你忘记。可能终其一生，哀伤都不会消失，心里那个洞一直存在，只是你可以承接了。
有人觉得哀伤疗愈是要回到原来的人生轨迹上，其实不是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当下与未来的人生怎么过。我接触的很多失独父母，孩子离世发生在十几年前，他们还是很伤心，哀伤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。失去孩子之后，他们几乎都过上了另外一种人生，我们无法苛求他们回到过去，只能往前看。
问：你遇到过一直没能走出来的人吗？
唐苏勤：有的。几年前，通过公益组织，我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来访者，她原来是一位全职太太，失去丈夫后，她突然需要撑起这个家了，意外发现丈夫生前欠了很多债务。她怀疑以前丈夫对她的好是假的，丈夫欠债她都不知道。她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，又要抚养孩子。情绪、压力事件交织在一起，导致她无法走出困境。
但公益组织规定的咨询次数是有限的，我们没有等到那一件重新让她对生活有信心的事情发生，她最后很温和地跟我说，要不然我们就这样先算了，我先自己探索。
问：这种时候你会有无力感吗？
唐苏勤：我会有无力感，但她的处境过于复杂，当时的我也有能力上的局限。随着我对哀伤的研究越来越多，我想我现在能更快地帮助她建立自信。但我们后来没有再见面，我相信她应该过得更好了，她会在某一刻意识到自己是可以的。
唐苏勤
问：我们经常听到的安慰是，坚强一点，而当人沉浸在悲伤里，会被评价不够坚强。哀伤可以主观控制吗？
唐苏勤：在丧亲这件事情上，坚强反而不一定是好的特质。很多丧亲者表现得很坚强，假装不悲伤，看起来已经接受亲人离开了，但在某个时候，这颗定时炸弹就爆炸了。心结的松动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。
很多人问我，失去亲人很久之后，看到照片还是想哭，在公交车上突然想起某个人，会忍不住哭泣，会不会不正常？我说没事的，哭就哭吧。
尽量不要说节哀。节哀意味着你觉得Ta的哀伤是不对的，所以需要节制，还有类似的话，不要哭了，别伤心了，可以换成，我知道你很伤心。不用要求自己尽快好起来，振作起来，节哀顺变，允许情绪自然发生出来就好。
问：日常的安慰有用吗？
唐苏勤：安慰有用的，尽管哀伤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尽量去共情，多鼓励Ta。一遍一遍地讲述，一次又一次地整合记忆，本身就是重要的疗愈过程。其中风险的部分在于对方的回应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心理咨询师，如果回应得不恰当，不但没能起到帮助，反而加重伤心。
除了倾听和回应，陪伴也很重要。来访者会提到，丧亲第一个月，身边有人陪，两三个月之后，尤其三个月之后到一年，这段时间他们会特别孤独，感觉被遗忘了。
问：在我们的哀悼文化里，好像不太能接受丧亲者表现出积极的情绪，甚至化妆打扮自己都是不允许的。
唐苏勤：我们的文化里确实存在对于丧亲者的社会约束，在哀悼期，有时我们能感觉到快乐，比如某个时刻想到跟逝者之间有趣的回忆，或者跟朋友出去看场电影，但很多人会马上陷入自责，自我诘问，我为什么会快乐？亲人离世不久，我怎么能干这些娱乐活动？不允许自己感觉到快乐，久而久之Ta会慢慢缩小生活范围，放弃社会功能，最严重的可能就选择自杀了。
很多丧亲者担心走出来是不是意味着忘记。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妈妈，有一天她告诉我，当她试图回忆女儿的脸，她发现有点模糊了。因为看到女儿的照片会伤心，她不想再随身携带照片，家里的照片也收了起来。那次她非常自责与内疚，她觉得如果连自己的记忆都模糊了，就没有人再会记得女儿了。
问：我们会忘记吗？
唐苏勤：我们都知道是不会的，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忘记的案例。
重要的是如何解释和看待这件事。我会跟那个妈妈说，记忆偶尔模糊很常见，你讲了那么多跟你女儿之间的事情，说明记忆没有消退，当你再看她的照片，她的样子就回来了，尽管现在想起女儿的次数没那么多了，每当你想起她的时候，还是会感觉到温暖。我们的对话会慢慢谈到未来，你觉得女儿希望你如何生活。
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持续性联结（Continuing Bonds），我们和亲人的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终止，通过很多方式可以保持联结，包括随身携带照片，祭祀，给逝者写信，发悼念文章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象征性的纪念方式更加鲜活了，比如AI让照片变成了动态的、可以对话的“人”。
唐苏勤《好好告别：如何疗愈你的哀伤》
4、与逝者的联结，关于自我的定义
问：你怎么看待AI复生？
唐苏勤：这本质上是保持跟逝者联结的一种方式，比起“复生”，称之为“复刻”更准确，接近哀伤咨询时经常使用的一项技术，“空椅子”。我们会摆一把空椅子在来访者的对面，Ta对着空椅子说话，想象对面坐着自己的亲人，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然后我们再请Ta坐在那把空椅子上，假装Ta是逝者，Ta会怎么回应。
很多人坐在空椅子的那一瞬间，包括我自己，马上就哭了。整个过程通过想象来完成，带来的情感浓度很高，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，对于哀伤的疗愈效果非常好。因为哀伤很重要的特征是对于逝者的思念，是想要跟逝者保持联系的愿望不能实现之后的悲伤，空椅子帮助Ta完成了一次持续性联结，将未完成的告别完成，如果Ta愿意，可以将对话指向未来，问问逝者对自己的祝福。
当AI以逝去的亲人的形象出现在Ta面前，感受会更真实和强烈。前几年，国外的研究团队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里使用过VR眼镜，通过虚拟现实的技术让你看到去世的亲人，回到记忆中某个创伤场景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回忆，让你重新讲述、理解这件事情，从而达到疗愈的作用。这在心理学上属于“暴露疗法”。不过后续我没有看到论文发表，不知道这个技术是否成熟。
《流浪地球2》科学家图恒宇AI复生女儿
问：AI真的可以帮助疗愈哀伤吗？
唐苏勤：目前我还不能下结论，因为还没有研究数据。丧亲的人经常说感觉心里空了一块，空的不仅仅是那个人的位置，还有Ta的依托的自我概念。之所以复刻的过程对于亲属特别重要，因为Ta在通过这个方式和逝者保持联结，这也关于Ta如何定义自己。
我们对于部分自我的定义，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。比如我是一个好父亲，通过照顾小孩才能定义；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是因为我承担了家庭的责任。这些特质要在关系的互动中反映出来，当家人去世后，关系被拿掉，关于自我的定义便没有了依据。
只要丧亲者当下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管理得还可以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有些人会觉得数字人可有可无，有些人就远离了，觉得不够真实，还有人觉得有些科幻恐怖。
从心理干预的角度，我其实不太希望通过“复刻”来进行哀伤疗愈。
问：为什么？
唐苏勤：止疼药可以在疼的时候吃，但不能每天都吃，是否会带来副作用，是未知的。空椅子的疗愈作用很好，但我们在咨询室崩溃没有关系，因为旁边有咨询师可以帮助你，引导你平复心情。但面对AI数字人，你在独自面对这把空椅子，这可能成为风险因素，你可能因此更伤心，因为真实的亲人不会再回来。
汶川地震后，我开始做亲历者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的研究，当时很多人失去了孩子，政策上这些夫妻可以再生一个孩子，但有的人没有这样做，哪怕再生一个孩子，原来的孩子也不会再回来。
目前AI数字人还没有伤害的案例出现，但这是人最脆弱的一段时间，如果因此无法投入新的生活，变得孤僻，与现实世界断开联系，Ta就需要帮助了。
问：谈论死亡是必要的吗？
唐苏勤：如果不是AI复生的出现，我们好像没有这么多地谈论死亡，这与我们的文化有关，我们需要一个谈论死亡的契机，比如祭祀、清明，我们更愿意谈论善终和体面的葬礼。
年轻人开始有谈论死亡的意识了，最近我参加学术会议，一位老师提到他们在深圳做了一个死亡咖啡馆的社区活动，一次活动后被投诉了，投诉的原因是他们公开谈论死亡。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尊重大众的节奏，在做死亡教育的同时又不至于让人感到过于冒犯。
问：技术会不会影响到年轻人看待生与死的边界？
唐苏勤：肯定会有影响，现在AI还在不断进化，会生成自己的人格，越来越像真的人。丧亲的人可能因此无法分清楚，这个人是真实的人还是内心回忆的投射。
我的学生们多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，他们已经开始有不一样的观念，未来AI技术完全普及之后，他们可能觉得，生命本来就有两个，肉体生命和数字生命。他们对生命会有新的定义，这倒未必全然是坏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